交易

带着孩子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通常会为学校教育支付更高的费用，这也让公司花费更多。相反，雇员的薪资水平贬值，这主要是举家迁居中国的原因。 不断出现的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实施的新签证规定，甚至常常使中国的政府部门自己也觉得很苛刻。从而可能导致无法衡量的状况出现甚至是绝对的工作禁令。 同时，可以看出，外国人，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人才，有时会有些“中国厌倦”，因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他们的解聘通常会涉及较长的处理阶段，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而现在病毒危机或新的签证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入境和航班禁令可能使一个公司在一天内几乎完全脱离管理，甚至持续几个月。用于过渡的视频会议和家庭办公仅适用于拥有良好管理团队以及为共享知识提供所需框架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只有一名工厂经理领导一个每天依赖指示的生产团队，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及其巨大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情况并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这就应该从中国专家那里获得建议。 新冠危机和经济损失不仅使在中国的公司看到，他们必须考虑新的人事战略，更重要的是，明智地聘用外国还是国内高管会涉及到什么。我们建议使用特定的策略来尽早部署本地高管，他们在危机时期能够特别稳定，因为他们不受许多措施的影响。往远看，本地员工还能特别充实需要本地网络的行业。相比本地员工来说，外国员工在与中国决策者建立关系时要困难得多：在中国，同样也在德国，许多关系网络在培训期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外国人通常不属于这些有影响力的当地圈子。在我们这里，比如交易会上会建立起许多良好的关系，还招募管理人员，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少见。另一方面，将业务推向自己的“同胞”是全球现象，中国雇员在当地也是这样。 在建立当地员工队伍时应当注意什么 温泽尔(Wenzel)先生，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零部件制造公司再制造亚洲项目总经理，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拥有强大的本地化员工。这意味着，我们保持小额的外籍员工份额（<7％），这个份额还将继续减少。我们将本地员工视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希望长期培养他们。特别是必须具备的技术鉴定，企业内部IT系统和信息源，程序和流程，以及通往其他驻地所需界面和知识载体的网络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通常在外派人员的关键职位上都有明确的本地对等专业人员，他们稍后将完全接管该职能。特别是在技术职位上，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会在德国进行持续数周的培训，最长可达数月。” 在招募本地员工的问题上，德国公司常常缺乏对文化差异的基本了解。选择是根据“直觉”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客观标准和良好招聘经验的。比如面试中的肢体语言会更加凸显这个问题：中国式的特点是克制；问候时候的握手按照西方的观点显得太柔弱，直接的目光接触总是被回避，举止显得很恭顺。回答问题有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说话音量太小，并伴有频繁且不必要地道歉。这种肢体语言会降低被招募的机会，因为它与德国人对领导力素质的理解，譬如要有主动性，主动采取行动和独立做出决定，都是相抵触的。但是，在倾向于团体行动的中国，这种相当德国的领导行为会被视为自私的，而这个人也会被认为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利益行事。 因此，必须始终在文化背景下审视所希望的能力。对于招聘策略，从一开始就需要对文化标准和价值观有一个统一的理解，例如领导风格，关系和信任的建立，决策，解决冲突，谈判和沟通风格。如果雇用本地员工，则需要量身定制发展计划，以便他作为未来的领导者可以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反思其行为，努力缩小文化鸿沟。 总结 为了确保公司将来，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情况下，在当地采取行动的能力，他们应该重新考虑其在中国的人事战略。战略性招聘和本地管理人员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文化和当地特色的深入了解对于成功的实施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对德国企业的投资一般采取收购股份和/或提供贷款融资的形式。如果标的公司陷入危机，则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价值及贷款清偿请求权均会受到影响，因为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一般清偿顺位靠后。除投资损失，中国投资者及中方总经理还可能因为破产危机承担法律责任。 投资损失 德国破产法的最高准则是债权人最大利益原则。破产程序一旦启动，决定对公司进行清算还是继续经营，或将公司资产作为持续经营企业出售，取决于哪种方案能最大限度满足债权人权益。因此，若中国投资者在收购股份的同时为标的公司提供股东贷款，则企业破产时投资者地位将十分不利。股东贷款在破产程序中清偿顺位靠后，只有当所有担保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的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后，股东贷款才能获得清偿。 清偿股东贷款的破产撤销权 除清偿顺位靠后，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股东因股东贷款清偿所获款项也可由破产管理人撤销，这笔款项须返还并计入破产责任财产中。此外，破产撤销权还适用于股东因其贷款所得到的担保利益——这种情况下，撤销权甚至可以追溯到提出破产申请前十年。一般而言，股东贷款的具体发放形式及其还款方式对减少企业破产危机时的责任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如果股东先放弃担保，再获得贷款清偿，其责任会相对较小。 若股东为第三人向公司的贷款提供了担保----无论是通过连带责任担保、保证、让与担保、还是其他人身或实物担保，股东都必须向第三人清偿该笔贷款。股东的清偿责任无论公司在提出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是否曾向第三人做出清偿，也无论公司此前是否已经无力清偿第三人贷款。 同时，对集团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和担保也需注意。尽管关联公司本身并非德国标的的直接股东，仍会受上述撤销权规定的影响，因为该规定不仅适用于股东，同样也适用于与股东有横向或纵向关系的公司。 股东因提供财务援助导致破产申请延期的责任 同样，在德国标的公司出现破产危机时，若中国投资者未经审核就提供（进一步）贷款，也将面临破产法上的责任风险。如果债务人即德国标的在贷款发放时已经具备成熟的破产条件，且其明知或已做好破产准备，而中国投资者的贷款造成或纵容了本应履行的破产申请延期，则可能承担协助和教唆延期破产的责任。因此，在提供贷款时中国投资者需要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并对此进行细致记录和存档，以便日后一旦发生纠纷，能够核实标的公司在提供贷款时的财务状况和中国股东的意图。 股东因告慰函承担的责任 就资合公司而言，德国法本身并未规定可以直接请求中国股东以个人财产承担公司债务。然而中国投资者可能因合同条款，特别是公司间协议和告慰函而就德国标的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特别是出具告慰函时，股东往往未经谨慎考虑，既不设时间限制，也不设金额限制。而当公司不再需要时，告慰函常被“遗忘”，没有及时解除。公司破产时，告慰函对中国投资者会造成极大风险，其一因为解除告慰函须经允许，其二解除告慰函仅对未来有效，对此前的时间没有追溯效力。我们建议中国投资者在出具告慰函时最好只给定一年期限，并设置金额限制，这样可以随时有意识地重新决定是否需要继续对德国标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提供何种程度的支持。 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面临的挑战 除上述股东责任风险，如果德国标的公司管理层由中国投资者选任的中方代表组成，则中方管理人员还存在额外责任风险。根据德国破产法，公司管理者有义务审查是否需要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在破产危机和后续的破产程序中，如果总经理常驻国外并不在标的公司当地工作，则一般会怀疑其对公司仅进行了表面上的管理且管理存在疏漏。特别是公司破产申请延迟，在公司具备成熟破产条件时仍做出支付行为，不缴纳社保费和税款，以及在公司明显无法履行合同时的欺诈行为，都可能导致中方总经理需承担个人责任。这种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并不避讳要求公司总经理包括中方总经理承担责任。对此董事及高级经理人员责任保险也无法提供全面的保障。 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适用于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无论法定的公司代表权规定、内部业务管理分工或职能范围如何，每一位公司总经理或董事均承担提出破产申请（如已经确认）的个人义务。必要时，总经理或董事必须自行提出破产申请——无需股东同意，同时股东的指示也不能免除总经理或董事履行提出破产申请的义务。 但是，对于中方总经理、特别是非长期驻德的中方总经理而言，审查是否需履行申请破产的义务往往十分困难。部分原因是中国投资者往往在交易后把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交给德方继续管理，故而中方总经理对标的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了解不足。另一部分原因是中方总经理对德国法律缺乏了解，不知道自身作为公司管理者应负有的避免公司破产的监督义务。再者，中方总经理对于在技术层面上如何核实破产条件不具备相关经验。实践中中方总经理往往也并不了解因失职而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 这里，特别需要中方总经理注意的是，法定申请破产的期限十分紧迫：德国破产法要求申请必须在“不无故拖延的情况下提出，但不得迟于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或资不抵债情形发生后三周内提出”。实践中常被忽视的一点在于，上述三周期限只有在企业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消除破产程序启动的原因，且这些措施有可能在这一期限内取得成功时才可以适用。 中国式面子文化 除法律层面的挑战，中方总经理在破产危机中还可能受到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他们往往不愿意向中国总部报告德国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或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做会被认为“丢面子”。因此，中国总经理在审查德国标的流动资金或破产申报时大多只是被动行动而非主动发现、及时解决问题，这也给中方总经理造成额外风险。 总结 与许多其他国家法律制度一样，德国破产法要求投资人及公司管理层对收购标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密切监控。中国投资者需对破产法规定的相关义务特别注意，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时记录并严格规划。针对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德国新冠病毒破产中止法已于2020年3月1日生效，该法对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的破产申请义务、支付禁令、针对股东贷款的破产法撤销权等均进行了特别修订，在此特别建议中国投资者对投资标的的资金流动性进行监测，记录新冠危机对标的公司造成的影响，及时处理标的可能出现的破产危机。   本文是在我们平台合作伙伴DLA Piper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发行的中德投资平台2020年2印刷版的独家预发行版

长期以来，中方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的青睐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这支经典的中国控股的D股值得拥有。新年初始前不久，有关中方将增持股份的传闻不绝于耳。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有企业北汽集团迟早将成为该斯图加特集团的最大股东。 北汽计划以此在该施瓦本集团的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戴姆勒的合伙人，北汽才在2019年7月宣布持有该汽车制造商5％的股权，之后显然又在英国主流银行汇丰银行的支持下计划扩大持股，将至少拥有戴姆勒10％的股份。这将超过其本国竞争对手吉利：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大约在两年前购买了9.69％的股份，且长期以来因结构问题违反了现行的申报义务。早在收购沃尔沃一案时，吉利便或多或少拥有话语权。 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优势 此次新冠肺炎危机可能有利于这两位中国大股东的扩张计划。由于股市的抛售潮，戴姆勒股价自年初以来时而下跌超半成，其市值目前还不到300亿欧元。暂时停产以及车厂关闭将在上半年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而这一危机偏巧碰上戴姆勒集团还面临着重大挑战、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的经费问题以及柴油丑闻负面后果的阶段。 在此期间，许多上述问题似乎成为了影响股价的因素，此外戴姆勒目前为止还未接受国家援助，同时2月份宣布每股0.90欧元的股息也计划保持不变——但也不排除其改变主意。即使今年销量下降30％，该斯图加特汽车制造商的收益仍将达到1200亿欧元左右。这将相当于0.25的市销率。         戴姆勒小结 这两位中国投资者自然有可能以当前的优惠价增持股份， 该施瓦本集团将必须与他们进行协商。 追随财富——目前看来，投资戴姆勒似乎很有吸引力。 饶有兴趣的中国投资者 戴姆勒并不是唯一值得投资的一支中国控股的D股。仅2017年一年，中国公司就向德国公司投资了近121亿欧元。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统计共计40例投资并购项目。德国的技术知识似乎对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极有价值：联邦经济部在几个月前就宣布将收紧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或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并购法规。目前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法规已经相当严格。德国政府现已准备了价值高达十亿元的救助基金，用以避免股市崩盘后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单位被廉价出售。 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中国公司似乎由于国际贸易冲突而变得相对谨慎起来。而从去年年底起，购买兴趣再次明显攀升。 2019年前六个月仅登记了14笔交易，而下半年则登记了25笔，这39笔交易的总投资额为46亿欧元。而去年共进行了35笔交易，交易额总计107亿欧元。在欧洲范围内，德国是中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英国（31笔）、法国（18笔）和意大利（14笔）名列其后。 “投资大项目的热情明显在升温，”安永德语区中国业务部负责人孙轶表示道，“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当前也有很大的需求——不管是对于欧洲强大的利基供应商，还是对于成长缓慢的公司，中国都是他们的战略投资者。”孙轶认为投资率还不算高，但她也观察到中国公司的“学习曲线十分陡峭”。 反例：库卡 中国公司也将从先前的交易中吸取教训。尽管对许多公司来说，交易目的重在技术转让而非盈利。但一部分事实是，中方投资者此前对德国的投资和收购也并非全部走运。最好的例子是奥格斯堡机器人专家库卡，中国公司美的自2017年起持有其94.5％的股份。这家来自远东的家用电器制造商斥资45亿欧元（合每股115欧元）高价购买股份。 大约三年后，库卡的经营业务出现明显的其放缓的迹象：2018年的营业额和利润大幅下降之后，其董事会下调了2019财年的年度目标。由于新冠肺炎的蔓延，管理层目前无法对2020年进行展望。整个集团目前的股票市值不到12亿欧元，与收购价相比损失了大约四分之三。         库卡小结 目前？）无需着急进行投资。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库卡就存在严重的经营问题，而这些问题如今可能将发展为海啸之势。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投资者也尚未找到战略投资的秘籍。 汽车供应行业必须面对利润空间小的问题，因而在好天气时与航天业相差甚远。但对航天业来说，每次暴风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海航集团在德意志银行的短暂客座 中方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事业也不容乐观。海航集团在2007年初以高达7.55亿欧元的首笔投资额购买了德国最大金融机构足足3％的股份，随后将其持股比扩大至9.9％。中方的加入从一开始就饱受非议——一方面是因为该集团的主业在航空、旅游业和房地产领域；另一方面，因为政、商两界担心中国对德国最重要的信贷机构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而今，这些担忧已不复存在了：中方于2019年底彻底退出了。官方说法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但决定性原因当然还在于，海航集团近来不得不进行金融扩张，但其在德投资到目前为止几乎无利可图：与2017年初刚投资时相比，德意志银行的股票市值到2019年底蒸发了近60％。         迷失在转变中？ 然而，管理层认为目前这种情况还远不能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我们的股本比超过13％，流动资金达2000亿欧元，没有外债，今年开了个好头。”首席执行官Sewing在3月中旬表示道。根据去年12月份在资本市场日所得出的令人信服的前景以及来自美国的新的大股东的演讲称，股价可在此期间上涨近60％，并能在2月份再次达到10欧元以上，这将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好成绩——当然，这是在没发生新冠肺炎的前提下。而目前的情况，股价自然又是介于5到6欧之间。 德意志银行小结 有理由认为，中方与该德国先锋行业进行的买卖遇上了不利的时机。该法兰克福集团目前的市值仅为114亿欧元（！），是热门的收购对象。德国的政策也永远不会允许德意志银行破产——第二大银行商业银行便是一个例子。如此分析看来，该股票绝对值得购买：不论是否有中国投资者。当然，也可经由（其他）中国投资者购买。 有转机潜能的二线股 在过去几年中，并不是所有中方投资者的投资都像投资德国银行业巨头那样饱受怀疑。例如2017年春季，汽车供应商格拉默（Grammer）对中国宁波继峰敞开怀抱。当时，中方持6千万欧元的可转换债券入股格拉默，向这家正陷入媒体斗争中的来自巴伐利亚东部安贝格的公司伸出了援手。一年之后，宁波吉峰提出了全面收购要约，自此便掌控了84％以上的股份——然而考虑到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这笔交易目前再次处于详细的审查中。 但目前，让格拉默愁颜不展的不仅仅是检察院的调查：在去年营业终于恢复增长之后，如今又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后果，管理层预计2020年的增长将明显放缓。格拉默去年的营业额上涨了近10%达到20亿欧元，净收益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350万欧元（合每股3.56欧元）。 格拉默概要：无精确判断 而今年要达到这一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行业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以及全球范围内爆发的COVID-19疫情导致尚无法预料的后果已经给我们202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首席执行官Thorsten Seehars解释道。尽管前段时间暂时停工的中国工厂如今已经恢复生产了，但目前大部分汽车制造商的工厂却关闭了。然而，与宁波继峰在采购领域的强化合作还是令人振奋的。两家公司都期待在未来几年内能节省数百万美元的开支。       海德堡印刷机械的最后生机？ 作为中方投资者在德国新一批投资对象之一的海德堡印刷机械股份公司（Heidelberger Druckmaschinen）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转型。多年来，该印刷机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印刷产品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淘汰危机。为了对抗这一趋势，该传统企业更换了管理层并开辟了新的业务领域——尽管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新上任的CEO于三年前在第一次总结性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至少30亿欧元营业额和1亿欧元以上利润额的中期预测目标应该在去年春季已经达成——这算是给了中国长荣集团一个的奇怪的见面礼。该集团于2019年初以远高于市价的价格——每股2.68欧元，是过去八年来最高估价之一——购买了海德堡印刷公司8.5％的股份。大约一年后，该股下跌了80％，至0.58欧元。因此，3月中旬宣布的重组可能是这家传统型公司扭转趋势的最后机会。         为给目前预计将达到3亿欧元收益的2019/20财年计划提供资金，并偿还1.5亿欧元的高息债券，需从成立于2005年的海德堡养老金信托的信托基金中取回3.75亿欧元的流动性资金。目前市值不到2亿欧元。 海德堡印刷机械小结 这个例子又一次印证了中国人在数字变革方面并不一定比“老欧洲”更在行。抛开市销率等基本数据——这些数据又将在2020年下滑——印刷业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并非一日两日。该股的股价处于20年来的最低点，这也并非毫无道理。 BioNTech：抗击新冠肺炎的生物技术项目 当大部分经济体遭受疫情重挫时，BioNTech等生物技术股却给人们在抗击病毒方面取得医学突破带来希望。这家位于美因茨的初创公司目前不仅在研发针对Covid-19的有效疗法，也在研发可预防感染的疫苗。该公司计划在获得卫生局批准后，从4月底起在人体上开展名为BNT162的mRNA疫苗候选物临床试验。         贝伦贝格银行（Berenberg）的分析师Shanshan Xu认为 BioNTech凭借广阔的发展平台，在全球疫苗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许多大型制药公司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兴趣。与美国，BioNTech能与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共同合作，在中国也有复星医药与其并肩作战。复星医药对中国市场上药物的临床开发、批准和商业化有丰富的经验，而这对于这家年轻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而言将是极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中国进行临床研究方面。在此次交易中，复星将提供高达1.2亿欧元的合作研发资金。作为回报，复星除了获得疫苗在中国市场上的商业化权外，还将获得158万股股票，合计4400万欧元，0.7％的股份。这相当于不足28欧元每股的价格。 而目前，该股票的交易价格几乎是其两倍——J.P.摩根等许多咨询公司认为该股票中被提前赋予了众多期望。据专家称，所有货币化选项已得到确定。BioNTech的市值约为120亿欧元，超过了一些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或在DAX上市的德意志银行。 BioNTech小结 一般而言，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对中国投资者而言，比那些多年来历经改革斗争的行业——如上述印刷行业或汽车供应商行业——更有价值。等其股价稳定下来后——特别是在45欧元以下，甚至40欧元以下——BioNTech是一直值得推荐的股票。预计该股自2019年上市后仍有一段上升趋势。 总结 与2019年年初的中美关税冲突一样，2020年的新冠肺炎危机可能也将暂时抑制中国在德国的活跃度。全年的交易数量和规模取决于全球范围内有效控制病毒的时间。若在未来几个月内一切能恢复正常，中国公司的购买意愿也会升温。再加上如今急剧下跌的股价为并购和投资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这比过去几年彻底克服2008/09年金融危机后的“Superbooms”阶段更有优势。这不仅是对于中国财务实力雄厚的公司，同样也适用于有战略导向的投资者。我们的统计也表明，无论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都无法在糟糕的时机或对行业前景的错误判断中全身而退。而这些挫折也应该能鼓舞每个私人投资者和企业家，或激发他们去思考。

Hauck ＆ Aufhäuser首席执行官Michael Bentlage表示：“此次收购将使我们成为德国领先的私人银行之一。”合并后的银行将拥有约1400名员工，总资产约为1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3亿元）。其直接管理资产将达约350亿欧元，“管理资产”（包括基金和其他第三方管理的资金）预计将达到约1350亿欧元。银行的最终新名称尚未确定，但两家传统公司的名称仍将被保留在新品牌中。

“驭势科技是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投资驭势科技完美补充了博世创投的投资组合并可在这一领域开辟多样的合作机会，”博世创投的总经理Ingo Ramesohl博士关于投资如此说道。驭势科技由AI老将和曾经负责英特尔吴甘沙在2016年于北京创立。驭势科技（驭势）名称的英文缩写分别代表“Utilization,Indiscriminate,Saftey,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利用、无选择的、安全、高效和环保）。公司仅在成立两年后就在2018年跻身中国“独角兽的杰出行列”，估值超过10亿美元。

新型冠状病毒及其迅速传播的消息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充斥着我们身边的话题。几周前，中国出现了一些感染新肺病的病例，而如今，全球已有过万人被感染

财新中国制造业一月PMI已公布，数值由上月的51.5降至51.1。从数值来看，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中国制造业仍保持扩张。

去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记录了以往的最低水平，2020年应有所好转。 一份由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和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570亿美元，同比下降30%，为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今年在全球范围内的并购交易出现大幅下降，除南美地区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摆脱该下滑趋势。其中，欧洲和北美地区所受影响最为严重。报告指出，2019年中国企业在欧洲仅投资了134亿美元，而在美国则更少：55亿美元。 芬兰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2017年共有107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额从中国流入“西方国家”，记录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与2017年相比，中国去年在欧盟和美国的投资额为190亿美元左右，直接下滑80%，为这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位于欧洲最北的芬兰，吸引了与美国相持不下的投资额，高达53亿美元。但其中，总部位于中国江津的运动服制造商安踏体育的收购就高达52亿美元。 英国脱欧将推动外商直接投资 紧随在芬兰排在第二位的是英国。去年，中国企业在英国总共投资了38亿美元，其中最大的两笔交易分别是沙钢集团对英国数据中心运营商Globalswitch追加的22亿美元投资以及阿里巴巴通过7万亿美元收购的英国跨境支付公司万里汇（WorldFirst）。目前，英国已确定将于1月31日正式脱欧，这将会进一步推动非欧洲地区的投资趋势。瑞典以13亿美元的投资额排在第三位，紧随其后的是分别以7亿美元并列第四的德国和意大利。 西欧和东欧的发展情况 2019年，中国在爱尔兰的投资量也有明显的上升，同比增长50%，其中绿地投资占据最大比例。此外还有：无锡生物制品投资的2.4亿美元，计划在爱尔兰建立新的疫苗生产基地。中国在东欧地区的投资仍保持活跃，罗马尼亚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了爆炸性增长，达到2.38亿美元。其主要交易为：CEE Equity Partners对Brise集团15个谷仓和物流中心的收购；中国核电总公司(CGN)与国有核电生产商Nuclearelectrica成立的合资企业；中国外运对KLG  Europe-Aktivia的收购。和去年的1.3亿美元相比，今年的交易额略有上升，但仍大幅低于创下记录的年投资量5.26亿美元。  没有国有资产的介入，也没有金融投资者参与 虽然中国投资者在欧洲的投资领域较美国更加广泛，但消费品、服务业、汽车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在大西洋两岸投资的热门项目。尤其在“关键”领域（如：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变得更加开放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中国2014到2017年总投资额的50%以上。而如今，情况则有所转变，2019年中国政府对欧盟的投资额几乎为零。金融投资者也不再进行对外投资，在欧盟几乎所有的投资都是由战略投资者所开展的。 2020年会再次好转 来自贝克·麦坚时的EMEA区中国负责人Thomas Gilles对2020年对外投资的发展前景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并表示：“在相对平静的2019年之后，法国和德国等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会有更多投资标的。”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资产状况会再次有所改善、借贷条件也会变好。从这一点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也容易获得更多的资金。  贸易战的缓和 去年，欧洲和美国都重新制定了更严格的外商投资政策，导致投资环境不稳定。如今，投资者已了解了投资政策，对风险也有了重新的认知和规划，对投资该地区的意愿也会相应提高。尤其中国进一步开放自己的市场，对营造互信友好的投资氛围也会产生一些积极作用。毕竟，“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让市场参与者在中美贸易战这个大环境下重新对理性的合作关系有了信心，消除了“最坏情况”发生的担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中国商务部）预计，与去年相比，中国今年的进出口总额将会大幅增长。 中国商务部于上周五公布， 2019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86万亿元（约3660亿欧元），创下2019年单月最高水平。2019年1至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8.5亿元，同比增长2.4%，全年进出口总额有望首次达到30万亿元（约3.86万亿欧元）。中国出口贸易总额显著增长，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增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中国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占比提高至近60%，其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提高至近30%，其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民营企业出口额首次占据中国总出口额多数，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增长了3.6%，达到14.65万亿元，其占比是总出口额的51.4%。

潍柴动力位于山东省潍坊市，该公司始终致力于研发发动机以及汽车零部件。此次潍柴动力与德国ARADEX的合作为实现“2030年新能源业务要引领全世界行业发展”战略目标奠定了先进的产品技术基础，也对潍柴动力发展史具有里程牌的意义。

新华丝路网法兰克福12月18日电（记者沈忠浩）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政府16日在德国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市举办招商推介会。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十月有相关人士透露：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今后不再有增持戴姆勒股比的打算。戴姆勒提交的监管文件中表明，截至11月底，汇丰银行通过直接或通过股权互换等方式持有戴姆勒5.3%的表决权。正是在汇丰银行的协助下，让北汽顺利获得了最初的5%戴姆勒股权。 北汽这次增持股份的首要目的是超越浙江吉利集团，成为戴姆勒最大股东。后者曾在2018年初获得了戴姆勒9.7%的股份，目前仍是戴姆勒最大单一股东。此外，北汽此次还寻求能够在戴姆勒监事会获得一席之地。不仅北汽计划增持戴姆勒股比，更有趣的是戴姆勒欲收购或大量增持北京奔驰（BBAC）的股比。2022年将取消50:50外资股比限制，在此前是禁止乘用车外资企业持有50%以上的股份的。 就在去年夏天，戴姆勒的竞争对手宝马，与合作伙伴华晨宝马达成协议，持股比例从原本的50%增加为75%。由于吉利是戴姆勒的最大单一股东，戴姆勒增持北京奔驰股比可能不像宝马增持华晨宝马的股比一样能够较快地实现。北汽增资戴姆勒的真相目前还不清晰。如果北汽此次可成功成为戴姆勒最大单一股东，那这三方的关系走向也将会看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