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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宣布的监管措施在媒体中引发了对其持续发展的担忧。股市反应非常强烈。此外，有传言称正在计划进一步的法规，可能会影响更多的行业。一些观察家认为改革是对某些行业的打击，比如所谓的新经济，而其他的人甚至觉得监管热潮让中国变得“没法再投资”。是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市场评估了。 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通胀趋势上升以及中国政府大力监管的背景下，投资者对中国到现在为止的增长轨迹所表现出来的担忧目前也在增加。然而，这种突然的观点转变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许多新法规可能只会对房地产行业、食品配送服务以及互联网公司造成有限的影响。原则上，大多的法规只是重复了过去已有的法规。政府和国家媒体多年来已经宣布过这些消息，中国公民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也在讨论。唯一真正受到严重影响的是私人补习机构，所谓的课后辅导，简称AST。 教育：补习机构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年初以来就预计会有针对课后辅导的监管。最初的迹象是通过改变学费来减少财政压力，还有禁止为课后辅导机构打广告。政府越来越觉得，课后辅导的高额费用对社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它们没有改善教育的整体质量，反而增加了家长和孩子的时间和费用压力。这使得生育率下降，也给社会流动性造成了经济障碍。中国对课后辅导的需求非常高，与日本和韩国类似。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他们以考试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以及高度重视教育的文化。课后辅导行业预计会萎缩，但会继续生存下去并能够继续发展。这个过程将受到政府的继续监控，并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管理。 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可预见的反应 一些专家将最近的监管措施解释为一种惩罚。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适用于在美国上市的一些中国公司。特别是考虑到可变利益实体(VIEs)的结构。它为一些行业在境外上市提供了便利，并代表了一种构成中国科技行业上市基础的公司结构。 中国赴美上市公司的风险正在增加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VIE结构。因为大多最近的监管措施都不会因为上市地点或公司结构而影响其效力。因此，中国的监管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府更多的是在应对这里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行业越大，其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会越多。过去有很多监管方面的变化对其他行业进行了限制。然而，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很多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大型成长性公司和行业，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中国不能继续其发展之路。 在其他国家，新法律法规的通过可能是非常公开和漫长的，与之相比，中国的程序显得不那么透明。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当更深入地对此做出研究以预测风险。可以预见，那些拥有动态管理结构并能够对快速变化的框架条件做出反应的公司才是长期的赢家。 中国不是孤例 整体来看，中国现在发生的事与其他国家的活动很相似。世界各地媒体一直在报道关于“一些公司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不可持续的做法”，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些公司将盈利置于其供应商和员工的福利之上。而科技公司在欧洲和美国也备受批评，甚至有人酝酿将这些公司拆分。说到这里，人们就会想到欧盟与全球以及美国科技公司之间关于数据保护的争端。 超越“新经济”的潜力 如果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关注这些监管问题，那也会以相应的谨慎态度来观察最近几年来的新商业模式。食品配送服务美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最担心的是，盈利会以牺牲司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人们应该自问，面对改善员工工作条件的社会压力，未来的利润增长能有多稳定。结论：相当不确定。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想要在一个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话。 一个完全整合了ESG标准的投资方法可以在分析的一开始就以这些社会经济学及政治风险为主题。人们必须对监管风险有充分的意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完全规避它。人们更应该将它尽可能地纳入投资决策中。这样人们才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还是有可以关注的行业。在过去几年中，除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像家具制造商或医疗保健这样的公司几乎都不属于“新经济”的范畴。

大部分在华欧洲公司在2020年都实现了盈利。这是欧盟商会一项调查的结果，根据这项调查，有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在这一年业绩良好。因此，大部分的受访公司对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结果出人意料：2020年初中国欧盟商会和德国商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受访公司预计2020年的销售额将低于上一年。只有0.5%的受访公司认为有望增长。 而目前的结果显示，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报告了销售额下降。相反，有42%的受访公司在2020财年实现了增长。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公司在2020年盈利，并与过去五年持平。在华欧洲公司做到了在困难时期做出相应调整并防止销售额下降。 欧洲公司愿意扩大在华业务 调查显示，欧洲公司希望在中国进一步立足。约有60%的受访者计划在中国市场扩大其业务活动。与上一年相比，相当于增加了8%。在中国的参与度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只有9%的受访公司正考虑减少当前及计划的投资。据欧盟商会称，这是自年度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值。总体而言，对在中国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公司比例已经上升至68%。同期相比增加了20个百分点。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欧洲公司带来风险 为了防止因地缘政治发展和贸易壁垒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在华欧洲公司越来越依赖本地供应链。四分之一以上的受访公司计划继续将生产线集中在国内。同时，欧洲企业在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资企业中不断加强其地位。根据调查，有27%的受访公司计划增持股份，大约三分之二的受访公司打算收购其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和全部所有权。 这项针对585家受访公司进行的调查是与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咨询公司合作进行的。

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几周，我与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进行了一次相当长的通话。这位联邦议院副议长是“中国之桥”协会的发起人。该协会成立于2019年，旨在通过中德对话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为共同面临的挑战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大意说道，尽管德国和欧洲各党派都满怀希望，但新总统仍将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他说得多么在理。拜登正继续贯彻其前任的政策，但自然使用了更老套的话语进行了包装。没有了特朗普式的聒噪，取而代之的是拜登式的笼络。但发条仍越上越紧，局势剑拔弩张。 拜登让其政府批准了一个两千多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整顿美国国内高科技水平，从而更配得上“高科技”的头衔。数月前还讨论过用几十亿美元支持企业将生产从中国迁回美国。这笔福利金当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这些项目让那些声称“按国际经济规则”行事的国家被自己打脸。中国企业不是一再因为得到了国家补贴且国外业务得到了政府贷款的支持而被指责不公平竞争吗？我们不谈究竟是谁来定义“公平”——拿扭曲的竞争当论点更成问题。 这套计划一出台，美国总统就启程前往欧洲，旨在结成联盟对抗亚洲这位强大的竞争者。啊哈，难道拜登在意的不也只是美国人那被当成是上帝赋予的领导角色吗？非也。因为他传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决不能容忍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平等的高度上和他们“斗”，甚至在技术竞争中超越他们。为此，他现在想让欧洲人共同为其效力，不论这是否也有利于欧洲人。不同于前任的是，拜登吸取了教训：我们团结起来才能更强大。应该补充一点：为了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他看起来几乎毫不在乎欧洲的利益。 原则上，一个国家奉行帮扶企业、促进科技进步的技术政策和工业政策无可厚非。但分外显眼的是这一理念：我们必须劝中国人收敛。相似的还有德国经济部长彼得·阿尔特迈尔三年前提出的工业政策倡议——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想起备受西方国家批评的“中国制造2025”项目。(阿尔特迈尔的倡议发展究竟如何？) 中国人不应在“中国制造2025”中表明要成为重要技术领域的“全球先锋”，这是一个经常被指责的问题。为什么争取名列前茅就应该受到谴责，对此我需要一个解释。每个运动员训练和参加比赛都是为了最终站能站上奖台高处。没有人争当第二、第三或第四。但是，一个在四十年中实现了数次科技飞跃，不甘继续只给发达国家当廉价工厂的国家，显然没有资格处处获取顶级成就。中国制造2025与拜登的投资倡议和阿尔特迈尔的工业政策之间的区别，即便对盲人来说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想摘星揽月，而拜登、阿尔特迈尔等人想阻止中国摘星揽月，并且他们也这么表达出来了——直接、公开，且没有任何能稍稍掩饰意图的礼貌。 恐怕欧洲人为了让跨大西洋的天空重放光芒，真的会愿意为美国人效劳。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五月份提交的立场文件读起来像一本给德国经济政治家——他们可能在联邦议院选举后掌管德国命运，并计划尽早劝中国收敛——的指导手册。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要求自然并不新鲜：不要忽视亚太地区除中国以外的其它增长市场，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德国创新能力等要求本就无可反驳。然而仔细琢磨，这些要求还是泛出一股陈腐枯燥的味道。毕竟，如果框架条件并非如中国承诺和欧洲要求的那样改变，这基本上是一个反对扩展中国业务的呼吁。而单凭在国内市场的潜力而言，中国对德国企业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基地和营业基地，这也是不变的事实。 我们不要让自己被骗了：无论是拜登还是欧洲的议员和政客都无法成功阻止中国驶向未来的科技道路——列车早已离站，这还是一辆高速列车。外界的压力越大，中国追求的目标就越发雄心勃勃。互相鞭策、共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将是更明智的做法。而无动于衷的论点将如同上文阐述的那样越来越单薄。

德国机械制造行业在中国的2021年预计将会是美好的一年。这些公司对其目前经营状况的评价大多都很积极，并通报了其产能利用率所创下的历史新高。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联合会(VDMA)对在华会员进行了一次关于目前经营状况的调查。结果大多都是积极的。2020年下半年出现的复苏因而得以继续。最近中国德国商会的一项类似调查同样也表现出这样的预期。中国机械工程制造的氛围也明显好转。61%的受访公司认为其目前的经营状况良好，35%的公司表示满意。评价最好的行业是流体技术、电气自动化和纺织机械。认为其经营状况糟糕的公司比例已从2020年秋天的16%下降到了4%。 就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产能利用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机械制造行业，有64%在华公司报告其利用率高于正常水平。至少有29%的公司自称处于正常的水平，还有7%低于正常水平。在销售行业中，制药、汽车（包括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以及石化、还有风力、航空和木工，目前对这些行业的需求都很强劲。因此，许多受访公司希望能在中国投资机械制造也就不足为奇了。VDMA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克劳蒂娅·巴科夫斯基(Claudia Barkowsky)说：“去年被搁置的公司扩张现在又回到了议程的首位。” 订单接收也相应地表现良好。55%的在华受访机械制造公司表示，他们最近收到的订单都高于平均水平。通报订单接收低于正常水平的公司数量从2020年秋天的20%降到了只有8%。 中国在机械工程领域的重要性继续上升 据中国76%的VDMA成员公司的报告，在大流行期间，本地市场对于他们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其中36%的公司甚至报告了显著的增长。克劳蒂娅·巴科夫斯基(Claudia Barkowsky)认为原因很清楚：“中国在疫情大流行中是一个可靠的市场，很快又站稳了脚跟。目前，保持持续乐观是未来五年计划设定的路线。” 中国恢复得如此之快，甚至连当地的机械制造行业都感到惊讶。2020年秋天，当时的调查参与者预估2020年的销售额增长率为5%。而结果，他们以平均9%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预估。对于2021全年，受访公司的平均增长率预期为17%。有些公司，比如舍弗勒集团(Schaeffler Gruppe)，近期再次上调了销售预期。不过，受访公司对中长期发展也持现实态度：“在上半年大幅增长后，公司预计下半年将继续处于较低但良好的水平。目前没有中断的迹象，”VDMA的专家这样解释。 框架条件尚未达到最佳 尽管报告的数据非常积极，但也有30%的受访公司认为，其业务发展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对于机械制造业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适用于中国的入境限制。中国有23%的VDMA成员称，这些限制将会导致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它们导致国内缺乏有资质的服务技术人员，并导致错过交货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订单会输给不受此类人员短缺影响的本地竞争对手。受访公司中只有20%能够在受到限制的前提下将所需人员带入中国，而44%的公司只能通过网上培训勉强应付。11%的公司依靠外部服务提供商或者第三方来维持其业务运营。 由于入境限制及其引起的后果，44%在华的德国机械制造公司抱怨原料和材料短缺。“目前供应链非常紧张，主要是因为中国不再是唯一蓬勃发展的地区。钢铁、钣金零部件、电子产品和许多其他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还有像半导体等材料缺乏供应，这些都带来了压力。交货时间也非常的长，”巴科夫斯基(Barkowsky)这样说。这也是之前提到的本月初AHK调查所显示的结果。因此，许多受访的公司正计划改变其供应链。

本应成为进一步拓展欧盟和中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基础——现在却被搁置了。欧盟议会已经决定暂停批准双边投资协定。七年的艰苦谈判就这样（暂时）被毁于一旦。该协议本应成为德国在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下最后一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一个重头戏。事实上，这份协议是在最后关头达成的。该协议争取到了中国在市场开放以及工作条件方面做出的进一步让步。而且，中国也愿意与欧洲共同制定标准，其意义对于未来的全球技术发展来说是不容小觑的。 而今，所有一切都结束了，因为正如彼蒂科菲尔（Bütikofer）和吕特根（Röttgen）等政客所声称的那样：“以贸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的法则已经行不通了，而另一方面，中国正试图扩大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难道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有那么差吗？难道没有人记得欧洲曾呼吁中国应利用其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承担世界责任吗？但当中国这样做了，又备受怀疑。例如，中国在被西方世界遗忘的非洲进行建设曾受到了质疑，现在丝绸之路倡议也受到了质疑。毫无疑问，中国在任何地方的行动都有私心。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经济行为者是圣母。新丝绸之路建立了一个跨区域的基础设施，使更多阳光能照进世界的“后院”。丝绸之路旨在牵线搭桥，而并非像中国常被指责的那样分崩离析。虽然包括欧洲在内的物流公司都十分赞赏丝绸之路的价值，因为欧亚大陆桥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提供了诸多运输方案，但欧洲官方宁愿刹车喊停，以便之后得以抱怨，几乎没有一家欧洲公司参与进了基础设施项目。 这就像声称中国正通过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依据的“双循环”战略与全球经济脱钩一样虚伪。难道事实不是正好相反吗？难道不是在努力让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吗？例如，特朗普禁止向中国制造商供应芯片不正是如此吗？在美国新总统拜登的领导下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他也计划把中国当作高科技竞争者套上枷锁。中国对此的回应十分合乎逻辑：如果你们切断我们的供应链，我们就自己开发生产芯片。青岛中德生态园也是如此。因为大概没人会相信，中国会允许自己离开创新和高科技发展的道路。恰恰相反，国内许多人在特朗普刚刚发动贸易战时甚至欢迎美国的措施，因为这能迫使中国走向真正的创新之路。 如今那些警惕中国作为“制度性对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又哀叹“以贸促变”法则失败的人，至少应该花几分钟时间来分析一下该法则的核心是什么——恰恰就是影响力。认为能以自己为模范改变世界是欧洲人的傲慢所在。 正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对现代技术和西方经济管理模式的态度十分开放，其意愿也十分明确：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不会再重演。这个国家在走自己的路，也不想像传言的那样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每个国家都必须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社会发展战略，同时接受其他国家遵循其它模式。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政治家说的也都是如此。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不能被其他国家“复制”。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相信这一点？ 欧洲政客可能信或不信这种说法。但可以一问的是，他们是否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存有疑虑。至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最近对制度性对手中国的警惕声越来越多。而为了共同进步，更有意义应该的是再次将经济关系非政治化并面对真正的经济竞争。这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有足够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共同面对和解决。

Metrans是汉堡港口和仓储物流公司(HHLA)旗下的子公司，去年为新丝绸之路上的913列集装箱货运列车办理了手续。与2019年相比上升了114%。 HHLA的子公司Metrans成立于30年前，旨在通过欧洲铁路从汉堡港配送集装箱。如今，Metrans公司按其首席执行官彼得·基斯(Peter Kiss)的说法是：“目前欧洲和中国之间铁路运输这个增长最快的市场上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据该公司的最新报告，Metrans公司在2020年一共处理了在新丝绸之路上运作的913列集装箱货运列车。这相当于30,000个标准海运集装箱(TEU)的运输量。作为比较：2019年Metrans公司处理了426趟列车，在一年内增长了114%。集装箱列车市场仍在继续发展。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Roland Berger)估计，到2025年时，新丝绸之路上的运输量可能会从2020年的87,8万个标准集装箱再翻一番。 Metrans分配欧洲的集装箱货运列车 Metrans公司认为自己在此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并利用其现有的网络向收货人分发集装箱货运列车。这样就不仅能在中国提供像郑州、西安以及金华等起始和终点站。同样在欧洲，Metrans公司也运行在不同的起始和终点站之间。为此，目前每周往返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60至80列Metrans集装箱货运列车将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运行。两周的行程后，这些列车就到达在东欧的Metrans枢纽站。在这里，这些集装箱将被重新装载并分发给收货人。 然而，德国和中国贸易的中心枢纽仍然是汉堡港。这里既适用于集装箱货运列车，也适用于海上新丝绸之路。超过一半的德中对外贸易仍通过汉堡进行。欧洲最大的铁路港口正越来越受欢迎。汉堡港最近宣布了往返徐州的班列。 同时，集装箱货运列车业务的极速增长也掩盖不了中国对外贸易大部分是通过海路进行的这一事实。与超过240万标箱的集装箱船只相比，107,000标箱的集装箱货运列车仍然显得非常逊色。

云商务平台commercetools筹集了更多的投资资本，并打算用这笔资金推进其全球扩张计划，尤其是在中国的发展计划。 REWE集团的子公司REWE Digital以及来自美国的主要股东Insight Partners再次参与了新一轮的融资。双方都同意不透露注资的确切金额。然而，新闻稿中提到这是一轮数百万美元的融资。 “commercetools是目前欧洲最有价值的成熟型技术公司之一。” REWE集团董事长索克(Lionel Souque)说道，“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潜力并从2015年开始就将这种灵活的技术运用到了我们的数字业务中。” 目前，commercetools的软件即服务模式（Software-as-a-Service-Modell）已经产生了5千万美元以上的年度经常性收入（ARR）。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德克·霍里格（Dirk Hoerig）预计明年年中的营业额将翻一番以上，超过1亿美元：“多亏了新一轮的投资，我们才可以继续加快我们在北美和亚太市场的发展进程。这些市场如今已占据了我们40%的销售额。此次融资的金额再次强调了我们正在成为世界领先商务平台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Commercetools利用投资资本在华发展 目前，commercetools已在欧洲的企业商务软件领域排名第二，仅次于行业巨头SAP。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慕尼黑，目前在欧洲、美国和新加坡都设有办事处。这帮助commercetools赢得越来越多的国际领先品牌的青睐，其中包括奥迪、Bang & Olufsen、达能、乐高和松下等来自完全不同行业的知名企业。 现在的下一步计划便是在扩张中国的业务。commercetools的首席执行官霍里格对此十分乐观：“公司必须能对客户的新需求作出快速和灵活的反应，对接多种销售渠道并能应对需求增长带来的压力。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技术能达到亚马逊运作水平，而又不必使用其成本结构。”这两方面对还没有明确的市场先锋的中国市场来说肯定意义重大。

根据一项市场研究，太阳能电池所用多晶硅市场很快将完全被中国制造商主导。 位于维尔茨堡的市场研究公司Bernreuter Research公布了对于多晶硅市场状况的最新报告。多晶硅是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因此，它也是光伏市场发展的良好指标。 就像公司所记载的，到2020年为止，德国供应商瓦克化学(Wacker Chemie)仍是全球最大的多晶硅制造商。但是后来来自中国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取代了它的排名。排在第三名的也是来自中国的大全新能源公司(Daqo New Energy)。 但是，这个排名不久之后将再次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按瓦克公司自己的说法，他们并没有兴趣大规模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但是，中国多晶硅生产商在中国的规模不断扩大。因此可以认为，瓦克公司的排名很快将会跌至第五名，排在通威、大全、保利协鑫能源(GCL-Poly)以及新特能源(Xinte Energy)之后。中国公司得益于较低的制造成本，因此可以比其他制造商的报价都要低。这也是为什么韩国OCI公司在2020年也退出了市场。在此之前，韩国仍是太阳能电池多晶硅的第三大制造商。 西方国家将依赖来自中国的多晶硅 Bernreuter Research研究公司也因此警告，西方国家正在依赖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在未来的几年可以预计，全球为太阳能电池生产的多晶硅将有90%都来自中国。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依赖关系，因为西方国家现在刚好需要依赖光伏来转换可再生能源。因此，该公司建议，恢复尤其是硅锭和硅晶圆的自行生产。Bernreuter Research公司还认为，生产成本过高和与发电相关的环境破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例如，生产硅所需要的电可以在美国或加拿大相对廉价并不影响环境地从水力发电中获得。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在德国入驻的外国公司有所减少。德国境内的外商直接投资量下降并不让人吃惊，不过，比人们担心的幅度要小。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最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包裹显示，2020年一共有1684家外国公司在德国落户。GTAI与各联邦州的经济发展机构共同编制了这个报告。2020的1684个新项目比较起2019年的1851个项目减少了9%。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新冠危机，这个数量有所下降是不足为奇的，比起GTAI最初的预计还是要低些。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总经理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n)表示：“考虑到全球新冠危机，这样的下降并不让人吃惊。但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曾预测在欧盟的投资将下降15%，因此，9%终究是个好消息。” GTAI认为，这9%新的投资项目可能会带来超过35000个工作岗位。2020年德国境内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国首先是美国，有254个投资项目，然后是瑞士，有219个项目，以及中国，有154个项目。 对德国的电子类外商直接投资增多 GTAI在其外商直接投资报告中发现了德国的另一个趋势：2020年，德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一方面是针对德国汽车业的竞争对手（比如特斯拉Tesla），另一方面是针对像中国电池制造商蜂巢能源(Svolt Energy Technology)这样的供应商。该公司去年秋天在萨尔州宣布建立了一个生产基地，仅此一项就可以创造2000个工作岗位。 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rmann)解释说：“在这里将会修建起一个超现代的生产基地，并创造出几千个工作岗位，更确切地说，仅在这一区域就有大约15000个岗位。令人欣喜的是，大概20%的企业希望将德国用作研发基地。” 总体而言，国际公司在德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广泛，并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众多行业。投资重点首先是信息通信技术和软件(19%)，其次是企业和金融服务(17%)，以及消费品(10%)和机械工程(9%)。

在本次颇有见地的采访中，投中资本（CVCapital）欧洲团队负责人恩斯特·卢德斯（Ernst Ludes）博士解释了中国投资领域与德国或美国相比的特殊之处和差异所在。他还指出了投资者还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改善。 中德投资平台： 中国投资领域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卢德斯博士：中国的投资领域与我们或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务和私募股权业务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中国主要都是成长型投资者，而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是希望获得多数股权的收购型投资者。在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者也可以参与早期的C轮或D轮投资。我们在投资成长型公司时明确关注其盈利能力，而中国的大多数成长型公司在未来几年内都没有盈利。人们更关注营业额增长而非盈利增长。他们的目的是争夺市场份额，并坚守盈利能力终将出现的理念。最好的例子是美团，它是仅次于腾讯和阿里巴巴的中国最大数字商务企业之一。美团正计划在香港筹资多达45亿美元的资金，但目前仍处亏损状态。 中国和德国的投资公司在内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从中国的整个投资领域看来，两者首先在质量和品牌方面就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许多如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或高瓴资本集团等大型的专业品牌，但也有许多还没什么名气的小型投资公司。还有一些至少在欧洲看来决策结构不明确的投资公司。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着差异。欧洲的投资公司是标准化的，中国也有标准化的投资公司，但老板往往有最后的话语权，而且还可以推翻许多决定。在我们欧洲，委员会决策往往更常见。而在中国，更多时候是一言堂，这可能会降低可靠性。 中国投资者投资德国或欧盟的理由是什么？ 中方目前仍有兴趣投资。尽管美国总统换成了拜登，但在中方看来，无论是美国的政治局面还是欧洲的政治局面都没有提高他们投资积极性。一些中方投资仍然受到阻碍。例如，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如汽车制造商一汽想购买意大利卡车制造商依维柯（IVECO），被拒绝了。这笔交易最终被政府阻止了。我不禁自问，为何依维柯对意大利的安全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另一方面，这项交易若是成功，能将为依维柯在中国带来巨大的机会，而那时依维柯的股东凯斯纽荷兰工业（CNH Industrial）将十分感激。 在德国当地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投资者表现如何？ 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家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欧洲设有办事处。毕竟，如果员工只在完全不同时区的中国办公，就没有任何机会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这对找寻项目资源很重要。同时，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金融投资者处理提供给他们的投资项目时十分投机。他们并不积极主动和系统地去分析欧洲市场，及时调查有哪些资产将在未来18个月进入欧洲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他们购买对欧洲私募股权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的资产。以被中国高瓴资本收购的飞利浦消费电器部门为例。这是一个绝好的品牌，但不是一个因高利润或特别的增长前景而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企业。但这正是西方私募股权公司要寻找的企业。 同时，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飞利浦的消费电器部门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因此，此次收购对中国投资者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如果中国投资者现在想购买我们因盈利增长而同样吸引欧洲私募股权公司的资产，那他们可能必须建立起更好、更有实力的本地业务。 中国投资者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可靠性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内部协调方面。我认为中国基金组织十分可靠性，但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已经谈妥的交易又回到了中国投资委员会的手中，然后又得到了一个与谈好的投资建议不同的建议。这种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消息会不胫而走。每个好的投资者都会关注可靠的形象和明确的公司治理。目标公司的管理层也十分在意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要了解他们需要向谁报告，有多大的自由度，董事会会议将如何安排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管理层可能会反对。而收购一家管理层反对的公司往往是不可能的。 中国投资公司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德国员工？ 一种具有多元文化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的基金组织能派遣负责任的当地经理人且中方不完全掌控流程，这里的交易就会更加受益。如果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能够把握住这些问题，那么他们能比欧洲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提供更多的附加价值。毕竟，中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其增长机会。 卢德斯博士，感谢您接受访问！   人物简介 恩斯特·卢德斯博士(Dr. Ernst Ludes)是中国私有投资银行投中资本(CVCapital)的欧洲主管。 以前他是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殷拓集团的合伙人，并曾在投资公司Alchemy Partners以及并购和企业融资咨询公司Drueker＆Co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麦肯锡(McKinsey)。2010年卢德斯博士(Dr. Ludes)创立了Turning Point Investments顾问公司为处于特殊情况的公司提供咨询。

德国三月份的出口依旧继续上涨，现仅比2020年危机前的水平低0.9%。 鉴于2020年三月起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联邦统计局（Destatis）在其最新公布的2021年三月份外贸数据中指出，在另行通知前，暂时将2020年二月的危机前水平作为参照值。 这显然与以下事实有关：同比去年，进口和出口都分别达到了最高的名义月度值。例如，2021年三月的出口增长了16.1%，进口增长了15.5%。按绝对值计算，德国于2021年三月出口货物价值1265亿欧元，进口货物价值1059亿欧元。 这相当于与上个月，即2021年二月相比，增长了1.2%。这意味着德国对外贸易正持续增长。然而，出口值仍比2020年二月的出口值低0.9%。 另一方面，进口值为972亿欧元，远超2020年二月（910亿欧元）。 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 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对华出口额达到103亿欧元，这不仅与去年相比，而且直接与上个月相比都有显著的增长。2020年二月的出口额还曾只是85亿欧元。 第一大出口市场仍是美国，出口额为111亿欧元。但进口方面情况却截然不同：2021年三月，德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17亿欧元的货物。而同一时期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价值为67亿欧元。 总体而言，2021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顺差205亿欧元。2020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的差额已达172亿欧元。经日历和季节性因素调整后，2021年三月的对外贸易收支为顺差143亿欧元。

最新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全球商业展望》（AHK-World Business Outlook）显示，69％的在华德国企业预计未来12个月经济将出现好转。该比例是所调查区域中的最高值。但供应链和物流领域仍然存在问题。 德国海外商会联盟调查了其全球成员的业务状况及其短期内的预期。该调查结果发布于德国工商会（DIHK）的《德国海外商会联盟2021年春季全球商业展望》中。 总体而言，全球德国企业再次将其业务评为“良好” （45％）。只有14％的企业对其情况表示不理想（“差”）。其中工业领域的满意度最高。 平均而言，47％的受访公司中预计当地经济将会好转，21％预计当地经济会恶化。然而，在持积极态度的企业中只有极少数认为2021年仍有望实现持续的经济复苏。43％的企业预计2022年才能实现复苏，而四分之一的企业甚至预计在2023年才有望实现。而若按地域细分，则有更加差异化的现象：在位于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坚信未来12个月将实现增长的比例达到69％。这一全球最高的比例值与仅有30％而排名最末的东欧和东南欧形成鲜明对比。排在中间位置的欧元区仅有43％，仅次于亚洲（49％）和北美（64％）。 在华德企存在供应链问题 调查报告还显示，中国和亚洲的氛围并非完全开朗。全球面临供应链和物流问题的受访企业平均有40％，而仅在中国就有53％。在平均值以上的还有整个亚太地区（47％）和北美地区（46％）。据企业称，除了生产停工以外，主要原因还有近几个月海运和集装箱短缺问题，这导致了交货时间延长以及运输成本上升。因此，71％的受影响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